从零散砖石到万里长城

1918年2月1日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署名，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“校长启事”，其内容恐怕不少人很难想象，是向全校师生员工和全国各地报刊、教育和文化机关发动“征集全国近世歌谣”，同时还发表了刘半农起草的“简章”，详列了具体办法。当时在北大成立了“歌谣征集处”，由刘半农负责编选“歌谣选”，由北大日刊每日发表一首，不久又成立了北大歌谣研究会（1920年），出版《歌谣》周刊向全国发行。征集歌谣活动于是发展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调查研究运动。从而使民间文化的研究成为二十年代北大“新国学”的主要内容。这些都是五四“民主与科学”的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民间文艺学、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研究的可喜开端，成为北大百年校史和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。

虽然当年的“歌谣选”只发表了148首，97期《歌谣》周刊也只发表了两千多首歌谣，许多省区还是空白，所以整个说来，在起始阶段，这些成绩还只是一些“零散砖石”，而搜集者却包括了当时北大几乎所有进步教授和学生，如李大钊、鲁迅、刘半农、胡适、周作人、顾颉刚、常惠、董作宾、朱自清等人。但是由于当时军阀专制缺少经费，许多歌谣集都已编成却无法出版，只好任其失散，是非常可惜的。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，搜集出版了一些歌谣、故事书，但还是比较零散。1959年以后虽已编选“各地歌谣丛书”，但质量不高，只出了一小部分而中途夭折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早在1979年，吕骥等延安来的老音乐家就在着手编辑大型丛书“五套民间音乐集成”（即民间歌曲、曲艺音乐、戏曲音乐、舞蹈音乐和民间器乐曲五套集成），后来又将舞蹈音乐扩大为“民间舞蹈集成”，加上《中国曲艺志》、《中国戏曲志》，共七套集成，发动各地民间音乐、舞蹈、曲艺和戏曲工作者进行普遍深入的调查编写，由各县、地区分别编印，再精选为省卷在全国出版发行，每省（市、区）一卷，每套即有29卷，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，得到了财政部的拨款支持，并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。我曾有幸被吸收参加了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》最初几卷的编审工作，从中学到许多东西，感到民间文学也应如此编辑“集成”，于是向当时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的贾芝同志提出倡议，后来决定编印故事、歌谣、谚语三套集成。虽然未能得到财政部拨款，但得到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，大家认识到工作的重要，进展还是较快的。如今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已出版了一百卷以上，如全部出齐可达300卷之巨，每卷有的一厚册，有的两厚册，在百万字以上。这是好几万文化工作者参加建筑的“中国文化万里长城”，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人们说只有在中国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才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民间文艺普查，编印出版这样的巨著。

从1918年到1998年，从零零散散的“城砖乱石”到宏伟巨大的“万里长城”，历史走过了整整八十年。八十年的道路崎岖曲折，艰险丛生，作为这后一半历史的见证人与参加者，因从事民间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而受到的劳碌与误解之苦，真是一言难尽，馨竹难书，但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难，都因我们认识到这一工程的重要而设法克服了。这三百多卷民间文艺集成，确实来之不易，它为华夏文化的腾飞打下了根基，更弥足珍贵异常。

早在1920年2月，郭沫若先生已提出了编印民歌集成的设想，他说：“我常希望我们中国再生出来纂集《国风》的人物——或者由多数人组织成一个机构——把我国各省、各道、各县、各村的民风、俗谣，采集拢来，择其精粹的，编集成一部《新国风》……我们要宣传民众艺术，要建设新文化，不先以国民情调为基点，只图介绍些外人言论，或发表些小己的玄思，终竟是凿枘不容的。”（《论诗三札》、《沫若文集》卷十页206）郭先生是写自由诗的，人们总以为他不会重视民歌，谁知他在写《女神》的时光就写下了如此鲜明的话。如今那些否定民歌，只以“外人言论”为神圣、以“小己玄思”为经典的诗歌论者，不知对此如何感想。